《料理如人生：認清方向，始終如一》

「實現夢想，需要經歷很長的路。當中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事，有順有逆。遇上逆境時，需要堅持走每一步。要達致成功並不是指你要做很多的事，嘗試很多的路，而是專心一致走好眼前的每一步。」

佐藤直行先生從小就立志要成為料理人，小時候便很喜歡到廚房跟媽媽一起烹調。成為廚師後，才發現在餐廳打工真的很辛苦，工時十分長。在掙扎的過程中他坦誠地面對自己，發現料理正是他一輩子喜歡做的事。就這樣他堅持了下去，並以成為料理長為目標。

佐藤先生原本在日本當料理長，曾經在東京著名酒店裡的餐廳工作，還曾為日本招待各國首長的晚宴提供料理。直到1994年，公司提出調派他到香港工作，那時的他一直希望可以到外國工作，縱然對香港不大認識，但他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所以便答應了工作上的新安排。同時，他亦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體驗一下外國的生活，便決定帶同家人離開家鄉日本，啟程前往香港，準備踏足一個跟日本東京截然不同的陌生城市。

到埗那刻，他踏出舊啟德機場，看到很多唐樓，人們都將衣服晾在屋外，當時感覺這個地方還頗簡樸的。可幸的是工作地方有日本和香港同事照顧，而居住地方附近亦有日資百貨公司。縱使語言、文化、環境等都跟東京和日本大不同，但他比想像中更快就適應了香港的生活。雖然他最初不是以香港為發展目標，但來到後，便發現香港的魅力及其可愛之處，尤其本地人對日本人非常友善。就是這樣，他便慢慢愛上香港這個城市。

佐藤先生說：「相對日本，香港的交通真的十分便利。郊野山徑鄰近市區，能夠打開窗就見到山和海，令我特別喜歡香港。」這些便利令佐藤先生很容易就接觸到大自然，其後更因而愛上了遠足。

「來到香港已經28年。香港在多方面的發展都遠超了日本，發展了很多，進步了很多。另一方面，香港對進口食材沒有太多限制，而我主理的食材都是從日本入口的，故此在這裡可以做到跟日本同等甚至更高水準的料理。有時候，我前一天午夜向日本當地的食材供應商下單。不消幾個小時的飛行時間，同日晚上我就可以用這些食材為客人準備晚餐，香港真的很方便。」佐藤先生希望繼續在港推廣日本料理，引入更多日本的新鮮食材，讓港人接觸到更高品質的料理，令客人感到滿足。而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更在2020年頒發加許狀給他，表揚他在海外作親善大使及對日本料理推廣的貢獻。

作為一個料理人，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跟日本一樣，工時長，訓練年輕料理人時也會碰上挑戰，可是佐藤先生視料理為他人生的方向，是一輩子喜歡做的事。就是這顆堅持的心，一做便做足45年了。 佐藤先生道：「現在只要有客人說我的料理很好吃，我便很滿足了。」

有人用料理比喻人生，不同的食材加上烹調方法，百味雜陳。而「認清方向，始終如一」，這正是佐藤先生的料理人生。

《用熱誠去追求你的所愛 》

你有沒有想過籌備一部電影要多久？對於Sri Kishore來說，由電影故事萌芽到正式上映，足足花了七個年頭。對於這一切，Sri笑著說：「Not easy」。Sri Kishore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，亦是首部港產Bollywood電影的導演。年輕時的他從未踏足過印度以外的地方，更不用說前往香港拍電影。雖然他從小就一直醉心電影這門藝術，但為了迎合父母的期望，奈何要在大學選讀電機工程。當他以為要跟電影說再見了，畢業後的他竟然有機會到印度電視台擔任製作助導，就因為這個機遇，重燃了他對電影的熱愛，後來他更修讀跟電影相關的課程。同時，他更在印度開始製作一些成本較低的電影，希望將理論和經驗結合，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電影語言。

俗語說：「戲如人生」。2008年，本來是導演的Sri在朋友介紹下來到香港擔任跳舞導師。雖然跳舞跟電影談不上什麼大關係，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電影夢，還一心打算透過留港一年教跳舞來賺取製作電影的本錢。就是這樣，這位既是電影導演，又是跳舞導師的演藝人就開始經常印港兩地往返，努力不懈，期間更製作了三套印度電影和一些短片。有一天，正在疲於奔命的他忽發奇想：「既然我人已在香港，不如試試在這裡製作香港電影吧！」可是他又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，心裡想：「嗯…我又不認識本地的製作團隊…」經歷幾番內心的掙扎，思前想後，最後他堅持地說：「那就一定要在香港做更有個性的電影了！」這正正是首部港產Bollywood電影《我的印度男友》的初心。

Sri不懂中文，而他的電影靈感正是在香港授課時認識的太太。在劇本創作初期，他與當時還是女友的太太的相處點滴，成為了他部分的創意來源 — 他的電影講述一個移居香港的印度男孩巧遇一位香港女孩，並對她產生情愫，繼而相愛，其後受到家人的反對；當中二人不同的文化背景產生了不少的誤會，及要承受旁人的目光，但唯有至真至誠的心才能打破一切的阻礙。電影中載歌載舞，全套戲調子輕鬆，喜感十足，這正是Sri想呈現給香港觀眾Bollywood電影的獨特之處。

故事基調有了，拍攝經驗足了，卻沒有足夠開拍的資金。他憶述起來：「拍電影難，在香港拍電影有時更難。」在香港拍電影成本相當，縱然他把整副積蓄投入其電影製作也遠遠不夠。再者，遇著疫情爆發，霎時為他的電影夢塗上一層灰。面對前路的不確定性，Sri選擇堅持自己的電影初心。他每日在寫劇本上花上兩、三個小時，另一邊硬著頭皮，由零開始四出跟人分享故事，跟不同的新面孔說故事，為的就是要建立人際網絡。他相信對方可能是潛在的投資者、潛在的拍攝團隊、甚至是潛在的演員，這些無形的資產通過無數個電話和會面不斷地累積起來。但有一次，他累了，他真的想放棄了，因為每跟別人提起這個故事時，對方都表示沒有興趣。隨後的六個月，意興闌珊的他把電影前期的拍攝工作都放下。突然間，一切他都撒手不幹了。

正當他想到要離開香港的時候，Sri遇上他的伯樂，是他的一位華裔朋友。對方覺得這個Bollywood電影項目很具挑戰性，決定成為其投資者。不過，經歷過早前挫敗的Sri不敢輕易放心，再三確定這位朋友的誠意後，肯定對方是認真的，才卸下心防，重新開始籌備拍攝事宜。按照Sri的原定計劃，他想聘請印度的攝製隊來港工作，認為由一班印度人來製作Bollywood電影是最合理不過的事。可是拍攝場景主要在香港，故又需要本地的製作人員，就是這樣，最終他的拍攝團隊裡有印度人，也有香港人。問到溝通上有什麼分別，Sri就指出：「印度人很愛笑，遇到陌生人也會笑一笑、點個頭、互相問候一番。剛開始交談便很輕易地交換聯絡電話，並直接詢問對方住在哪裡、做甚麼工作、家中有幾多位成員等等。在印度，這是十分平常的事。但在香港，普遍港人都不會跟陌生人微笑或打招呼，更不用說跟對方傾談。但現在的我也適應了。」拍攝初期，雖然面對團隊內協調的壓力，但Sri經過一輪的溝通工作後，大家都可以打成一片，相處融洽，互相尊重，一起合作。這正是作為導演最想看到的。

最後，由Sri執導和編劇的電影在2021年上映，口碑不俗之餘也創了香港電影的先河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彷彿發了一場夢，一場Bollywood在香港的電影夢，「拍電影難？其實做很多事也不容易。再難的還是要試，因為那是我喜歡的。」Sri臉上繼續掛著對夢想堅持的微笑。